学习·故事丨小小食堂，深深牵挂
在宪法基本权利领域，一套成熟的基本权利教义学说有助于基本权利内涵的稳固化，并防止其相对化。
28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此类批判启发，络德睦在《法律东方主义》中谈到了法律自我东方主义（legal self-orientalism）问题，即法律东方主义为东方人（主要为知识分子阶层）所认识后，往往能够促发一种自动服膺于该定见并将其自觉运用于实践的近乎政治无意识的思维倾向。59此等历史构造实质性地决定了一套目标指向明确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理论有待形成，注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伴随共产党谋求自我更新的深度与程度而渐趋完成。
此等明确切割法治和民主的策略，确实有可能让师夷之技以制夷的空间变得更大，如果得益于党国宪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真能取得明显的成效而证明为一种善治，很难说它不会变成西方多元民主有力的竞争者，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之外的另一种制度选择。（一）认识论层面之改进：法治观念的再启蒙 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重塑首先需要达成如何建设法治的基本共识，而欲求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对法治进行再启蒙，尽量摒除偏狭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情结。这或许是一种当下能够获得最普遍认受的界定方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主题词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其中新增的副词全面之意涵实质指向便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道德与法律、社会与国家、政治与文化、现代与传统等要素同时纳入关于国家治理的思考范围，63以期真正达致通三统式的有机统合。然而我国当下深化法治的改革事业，面对的则根本是古典礼法、西方形式法以及社会主义政法等三种法治理念的堆叠式并存，各种理论和实务都浅尝辄止、百花齐放，各擅胜场，却又相互抵销，而让人无所适从，究其原因就在于既有法治的基础实在过于薄弱，而社会的变化又实在太快。
从国际层面观之，伴随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历史和文化的评价及调用进行逆转，并不仅仅是东亚／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且是全球意识形态转变的一部分。【作者简介】 魏磊杰：厦门大学法学院（Wei Leijie， Xiamen University Law School） 进入专题： 法律东方主义 东方法律主义 法治中国 话语霸权 。他的观念富有创见，提出中国法律哲学的历史性条件问题，倡议将世界结构引入反思和前瞻，在更为复杂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视角下描画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例如，邓正来在2005年连载发表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从学术层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法学话语的主体性问题。1987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党校系统学者对党章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多方面的阐释，有从列宁思想切入者，有从比较视角着眼者，有从实际问题出发者。此种沉积在社会底部的法学话语，或可被视为沉默大多数的另类书写。反思此种法学研究话语，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得出可行的话语实践策略，为新的法理话语范式和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所以，党中央决定同时制定准则、修订条例，这是着眼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安排。李维汉在一次探访时，毛泽东向他感慨：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对此隐蔽的秩序加以整体分析，探明理论话语背后的资源动员或政治过程，开辟了法学话语研究的新视角。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当然也包括对法律的见解，问题在于，其话语生产、表达和传播的能力存在严重不足。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09-120页。
大量关注微观的制度实证话语，即使有所谓中观理论模型的支撑，由于缺少真正的可信资料以及与大众话语的勾连，显得苍白乏力，很难深度解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系统的实然运作。法治话语并不需要遵照理论逻辑，更不能掺杂过多的情感因素，它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战略层面的理论工程，与法律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正是基于天然的欲望、需求、正义感、同情心，抽象、高远的法理才能得到具体入微的生动阐释，形成仪态万千的学说总汇。学者们的党内法规话语，不仅可为检验政法法学的生命力充当例证，而且可为反思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研究提供样本。
[22]［美］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总序。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精彩的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在人类文明的原初语境中，人们对法意的表达，可以不同的理性方式完成。如何在一种包容性的法治战略框架下，结合大众的法律需求，提炼新的法学中心主题词，成为主流法学理论关注的前沿课题。
即使是对政党内部法规的研究，也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特别是中共纪检监察制度的运行，已成为海外学者研究党规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例如，有学者试图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考察纪检制度的实际效能。邓正来用一句格言式的话语结束了讨论：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需要外力协助时，民族主义又会喷涌国际主义情怀，以西化的民族国家理论为权力扩张的正当性鼎力申辩。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
{2}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11年第3期。[29]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党规虽早在1938年时即由毛泽东提出，但党的法规党规党法等提法交相延续。
直至今日，此种吊诡的话语圈套依然深嵌于中国法学界当中。第三，为进一步修改党章奠定基础。
西塞罗的例子也经常为中国法学研究者所引用，以此证明古罗马法学的繁荣发达和法律家的地位显贵。张立伟：法治视野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6期，第87-90页。
(三)海外中国学的党规研究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政党理论研究主要以宏观政党制度为研究对象，很少有对政党规范、政党法制和党内法规的专门论述。然而，历史实践的伟大在于，如若不加以这样的分离和重构，社会主义的本土创新很难彰显。[43]参见付子堂：法治体系内的党内法规探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第22页。[45]参见陈金钊：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法律科学》2013年第5期，第43-53页。
[5]在为主流法学所忽略的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中，法律话语的微观动员过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证研究。它与马克思强调的理论具有强大物质力量的观点颇具契合之处。
[33]与党内法规建设的政治话语相比，相关学术话语，特别是法理学承担的基础理论和战略研究功能，未能充分激发。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以党内法制系统为本位的依法治党框架的基本逻辑可被概括为： 党法党规是在全党范围内具有公平公正、强制效力和权威尊严的特殊规范。一方面，法的故事讲述体现了打破学科界限的方法论需求，随着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叙事的流行，法律话语的文化及政治研究蓬勃发展。
参见［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摘要】 就法律话语理论发展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因此，有必要通过六中全会，对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看哪些经过实践检验是好的，必须长期坚持。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增多，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海外中共学。
[32] 从这段话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建党治党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三种处理渠道：需要总结后坚持的，当为惯例。温云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章程比较研讨会简述，《党校科研信息》1987年第1期，第4-6页。
通过对党内法规研究话语的语境透视和条件分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法话语的复杂形成机理，让实践导向的问题意识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在更广阔的历史条件论述中推进，形成新的分析框架，重视对理论策略问题的讨论。
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境，毛泽东对党规话语的使用，其用意在于加强党内的纪律教育，特别是针对张国焘、王明等人所犯的政治错误而作出的回应性矫正。[2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